日益膨胀的犯罪率与捉襟见肘的司法资源也给我国司法机关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牡丹江铁路运输法院作出的中国辩诉交易第一案及重庆綦江虹桥案中污点证人作证的交易豁免，以独特的方式集中暴露了我国刑事诉讼中一直存在但被忽视的效率问题。值得注意的是，2003年3月14日试行的刑事案件普通程序简易审是我国司法实践中一种典型的量刑交易。现实的必将导致制度变革。当然我们不能照抄照搬、简单的模仿，本文拟就如何借鉴他人的成果，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具有本国特色的辩诉交易制度予以初步探讨。

    一、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

    辩诉交易，又称辩诉谈判、辩诉协商，是美国刑事诉讼制度之一。在辩诉交易过程中，检察官和被告人及其律师在法院内外，或明或暗地进行谈判。为了达成双方均表示满意的协议，双方都要做不同程度的让步，没有让步，协议就达不成，辩诉交易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双方为了达成协议而作出让步的过程。具体情况如下：

    1、减轻指挥。指被告人犯有较重罪行，检方手里证据不足以支持该种罪行，但可以支持较轻罪行，检察官就可以将指控罪名减为较轻罪名。如将夜盗罪减轻为盗窃罪，将醉酒驾驶减轻为鲁莽驾驶。这种情况一般涉及法律规定其罪行之严重程度及其刑罚有等级之分的罪名。有时，被轻指控的罪名与原始之间没有逻辑上的联系，如将法定强奸减轻为“促成未成年人犯罪”，将纵火罪轻为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罪。

    2、减少指控(或免除某些指控)，指被告人犯有数罪，但检方的证据只能指证其中某一种某些罪行时，就只指控该一种或几种罪行，其余罪行皆不予指控而予免除，这种情形一般发生在被告人同一犯罪行为涉及多种罪名或涉及有关的多种犯罪的情况。

    3、保证或承诺向法官建议判处被告人较轻的刑罚或不阻止法官判处被告人较轻的刑罚。如应判处长期监禁的判为短期监禁，应判短期监禁的判为缓刑或罚金。这种情形一般是在检方掌握有较为充分的证据的情况下才发生。

    一般来说，被告人担心经过正式的陪审团和法官审判程序后，自己可能被判较重、较多罪名和较重刑罚，事实上确实存在这种情况，为了得到较轻、较少的罪名和较少的刑罚，被告人及其律师也乐意作些让步，和检察官讨价还价，其让步包括直接承认检方指控的相对较轻、较少的罪名，或既不认罪又不争辩，或配合警方、检方指证其他罪行性质更严重的罪犯。

    辩诉交易的结果是检方只以双方达成协议的、被告人承认的罪名起诉到法院。因为被告人认罪就等于放弃了经过陪审团审判的权利，法官可能直接对其定罪判刑，案件即告终结。当然，如果检方不履行以前的保证或承诺而使被告人没有得到较轻的刑罚，被告人可以翻供，拒绝认罪。法院也可以首先向被告人讲明指控的性质和认罪的后果，并确信被告人是清楚地、自愿地认罪。另外，如果法院没有了解被告人认罪的事实根据，法院也可以拒绝接受被告人的认罪请求，即不认为被告人有罪。而且，如果案件已经判决，被告人也可以上诉，上诉法院可以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二、完全移植辩诉交易制度不可取

    美国辩诉交易制度不但是刑事诉讼初中对“诉讼经济”追求的产物，而且是当事人主义对抗式诉讼机制以及契约文化和实用主义环境的产物，这就注定了该项制度相应的特点和风格，如果不加履行地移植到中国的司法体系中，势必引起强烈的“排斥”反应，以致引起混乱。表现在于：其一，我国刑事诉讼采取了典型的“政策执行型”的目标模式，以实现实体法和刑事政策所确认的正义目标为宗旨，在原则上不可能接收“辩诉交易”这种蕴涵着平等主体之间互相妥协精神的“纠纷解决”方式。其二，被告人在刑事诉讼的客体地位使得他不可能具有与公诉机关平等地讨价还价的能力和条件，无法保证交易的公正性。被告人面对公安、司法人员的提问，必须“如实回答”，而无选择回答问题的权利，也无律师的有效帮助。其三，辩诉交易与“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和“对一切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诉讼原则相冲突。公安、司法机关的提请批准逮捕书、起诉书、判决书，都必须“忠于事实真相”，而不能满足于被告人的有罪供述，更不允许检察院或法院在案件事实不精的情况下与被告人就案件如何处理进行“讨价还价”。其四，辩诉交易会对侦查，起诉和审判制度形成冲击，破坏正在逐步完善的程序法则。新《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非经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能确定有罪”的原则将被虚置；证据不足不起诉和不足的无罪判决也将得不到贯彻执行。其五，辩诉交易可能加剧“权钱交易”等司法腐败。引入辩诉交易，必须要求相应地扩大检察院和法院的自由裁量权，特别是具体经办案件的检察官和法官必须拥有更大的裁量权，律师在担任辩护人时的活动空间也会增大，只要“沟通”了检察官和法官，无论多重大的案件也可以找个法律上能够成立的理由变成轻微的案件，交易的成本与收益规则不可避免地导致权力的“寻租”，使得侦查、检察、审判等国家实现“正义”的权力在相当程度上被“市场化”，司法腐败就可能披上合法的外衣。

    三、辩诉交易制度的合理借鉴

    在刑事案件数量持续增长与司法资源相对有限的紧张关系中，辩诉交易是一种务实理性的选择。对辩诉交易制度的合理借鉴应当首先建立一套公正司法的程序机制，在司法公正的前提下追求司法效率。通过规定辩诉交易的原则、限制辩诉交易的案件范围及交易的内容、幅度，对辩诉交易实行有效的司法监督，设立司法救济手段等，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辩诉交易制度。

    （一）确立诉讼诚信的指导原则。应将诉讼诚信作为辩诉交易程序的指导原则，约束诉讼各方的诉讼行为。辩诉交易之所以能够达成，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当事者都确信对方信守诺言，诚实地履行协议的义务。如果没有诚信原则，即便辩诉交易的程序被设计的再精巧、再完美，在诉讼各方机械以及无约束的操作下，公平和正义也被任意的践踏。因此，无论是辩诉交易的程序设计，还是各方的诉讼行为都应遵循诚信原则的宏观调控。

    （二）应在增强检察机关起诉裁量权的同时对其裁量权的滥用予以必要的制约。辩诉交易的重要前提是，控诉方有充分的自由裁量权，否则无“资本”与被告人进行交换。但过度的裁量权往往易被滥用。美国学者弗兰茨?纽曼指出：“哪里有不受限制的自由裁量权，哪里便无法律制度可言。”应通过立法对辩诉交易的适用范围、交易内容、交易对象、交易方式以及交易权限作出具体规定来限制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