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来以为,换个工作,换个城市,就像换个裤头那样简单:旧的褪下来,扔进洗衣机,新的从衣柜里拿出来,踹两下腿套上身体。 

但是,离开北京就很麻烦。 

虽然人实际上受雇于外企,但是名义和手续上我的单位是外企服务公司。外企辞职,签署各种保密协议和非竞争协议,交还机要文件、钥匙、秘书、门卡、公司信用卡、手机、电脑之后,还要去外企服务公司。在外企服务公司,我要结算我的各种福利保险,住房基金,具体金额的算法比对冲基金的高级操作还复杂,基本上它给我一个卡,给我多少我就拿多少,密码还不告诉你,还发给我一个存折,和这个卡不是一个银行的,这个卡和这个存折什么关系,一层楼的人也没能跟我说明白。还有,我的档案要存在北京市人才(公司?不知道),交几百块,别问为什么。我也可以存别处,但是别处没有在外企公司现场办公,至于别处是哪些去处,在什么地方,什么价钱,北京市人才派出的现场办公人员不知道。还有,我的户口要自己存街道,我的医疗卡和缴费纪录我要自己留着。 

然后是处理身外之物。先是房子,房子先要租出去,靠着我的极简主义的装修风格,我租给了一个英国大使馆做文化艺术项目的半大老头。项目做四年,房子就租四年。那个装修是京城室内设计大师孔大的作品,孔大的特点是才气大,手巧,有急智,热爱妇女,人住澡堂,手机不在服务区。本来房子是北欧风格的,有个真正的壁炉,大理石的,什么“蓝钻”和“黑金沙”,壁炉前懒睡一条狗。后来孔大说,时间不够了,“改现代日式吧。日本其实最好地继承了汉唐风骨,而且日本人咸湿”。后来孔大说,时间不够了,“改极简主义吧,最省钱的就是最好的,少就是多,少就是好”。就像相声里说的,画个扇面,美女换成张飞,张飞变成大树,最后只能扇面涂黑写两个金字完事儿。后来,房子租给英国人之后,孔大说,“欧洲人,艺术眼光最好”。我要搬出去,光书就装了四十四箱。不可能搬到香港,香港——个岛的书都没这么多,这些书进了我香港的房子,我只有踮着脚尖坐在厕所里睡觉了。实在没人可欺负了,还有父母。书堆进老妈原来的卧室,箱子摞了三层。老妈在美国叫嚷,楼板要塌的。我说,我问过孔大,民用楼板设计强度是一平方米一百五十公斤,实际负载量可达三百公斤,我的书平均下来,也就是一平方米一百三十多公斤。除了房子,还有宽带网,我跟英国大使馆的半大老头说,还是留着吧,北京也没有《阁楼》卖,你老婆也不在,他说,是啊是啊。还有手机,申请了一个语音信箱,中英文各录一遍,大意说,我到南方去了,有话就撂下。反复听了好几遍录音,才勉强接受,电话里那个公鸭嗓的男声是我自己的。 

然后是处理身外之羁绊。颐和园的西堤和故宫后屁股上的筒子河,我带不走,但是要使尽全身力气,恶狠狠地看一眼,闻一鼻子,能摸的地方慢慢摸两把:一棵是桑树,另一棵也是桑树。古玩城带不走,但是坏蛋仗义行侠的玉商小崔劝慰我,香港有个荷里活道,道上也有坏蛋玉商,如果我眼力比他们毒辣,这些坏蛋玉商偶尔也被迫仗义行侠,“还有,还有,记住,别买传世的,一定只要大开门的生坑货。”小崔说。酒肉朋友带不走,我在一周的时间里,每天赶三个局,基本都见过了,至少能抵三四个月,不去念想。康宁按摩院的独眼龙老白带不走,我连着做了三个钟,肉体开始恢复弹性变得如同高梁饴,“别急,我决定下月开始到旁边的朝阳中学学习游泳,听说从珠江口游水过香港并不遥远,听说香港最便宜的按摩一个钟也要一百三十八元港币。”独眼龙老白说。三联书店带不走,又买了十几本,行李装不下,继续堆到摞了三层的书箱上,反正老妈认定楼板要塌,定了机票,说医生许可之后就飞回来,调整书箱。 

然后还有到香港的第二通麻烦:旅行手续,工作手续,房子,手机号码及通知所有同志,银行户头,宽带登记,书店,技术好的盲人按摩院,各种银行卡飞行里程卡的联系办法更新。 

工作需要,间或要去蛇口,然后便有到第三通麻烦:旅行手续,工作手续,房子,手机号码及通知所有同志,银行户头,宽带登记,书店,技术好的盲人按摩院,各种银行卡飞行里程卡的联系办法更新。不期望蛇口会比香港少多少麻烦。同叫中国移动和建设银行,北京分公司和广东分公司几乎是两个公司。我不抱任何希望。 

所以,如果不考虑思念,纠缠,反复,以及双方亲友团,简直比换个老婆还麻烦。其实,我和老婆有各自的身份证,护照,手机,分开的户头和房子,技术好的盲人按摩院可以共用。过来人孔大说,其实,现在实行新的离婚法了,手续可简单了,将来就更方便了:有个机器像是自动取款机.两个人用结婚证一刷,自动离婚机的玻璃罩手就打开了,屏幕上说,你要离婚吗?两个人同时按Y,再分别按个手印确定,自动离婚机里伸出一把剪刀,把结婚证剪了,然后伸出一只小手,一人一个巴掌扇出来,然后就结束了。 

人生在世 

现在的人,事儿多。除了衣食住行,还有好些别的所谓必需。初到香港,像初到其他城市一样,我问土生上长的香港烂仔朋友:手机、上网如何办理,长途哪家最便宜,银行哪家最方便,哪些报纸、杂志、网站最反映香港文化。烂仔朋友说:手机用Sunday或者是Orange,长途打内地也就二三毛一分钟,银行当然是HSBC。文化?我们没有文化,我们有八卦。要知道什么流行,看《壹周刊》就好了,每周四出版,二十块两本。 

2月12日,买了到香港后的第一本《壹周刊》,封面大字标题:“黄任中散清二十五亿,彭丹郑艳丽无钱分”,两张照片:一张是黄任中右手挎南国佳丽彭丹,彭丹白衣如雪,低开隐乳,低眉颔首,微笑着,黄任中黑色小褂,短头,半脸褶子,头右倾,凝目于彭丹,眼底一抹忧郁,也微笑着。另一张是黄任中死前两个月,一个小老头躺在病榻上,细碎青格病号服,头发花白,胡子拉碴,右手扶头,一脸褶子,面色黑黄,眼底依旧一抹忧郁,皱眉向天。报道说:“台湾一代富豪黄任中,于2月10日在台北荣总医院因糖尿病并发症病逝,终年六十四岁。”2月10日,元宵节刚过五天,情人节还差四天。 

黄任中的一生,是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的一生。黄任中的一生,是热爱妇女的一生。 

黄任中祖籍湖南,国民党元老黄少谷的儿子,蒋孝武的发小。少年时就开始滋事:“曾犯偷窃、持械伤人、螵妓和抽大麻。”人不笨,美国军事大学数学系本科毕业,拿了纽约大学数学研究所硕士,给NASA写过电脑程序。20世纪90年代中,炒股成为台湾十大富豪之一。有了钱,黄任中终日COHIBA雪茄不离口,姑娘不离手。每年喝六百瓶葡萄酒,流连苏富比拍卖会,热情讴歌辉瑞制药的伟哥,经常在家聚赌,出门不系一条领带但是带十几个美女。 

在芸芸富豪中,黄任中靠热爱妇女出名,尤其是热爱作为女司女杰出代表的各路港台红星和艳星。粗粗分类,包括女老婆,女小老婆,女护士,女徒弟,女知己,干 

女儿,女朋友,摸过的总数以三位数计,长得多像他妈妈,团面豪胸,36-24-36。黄任中仿佛现代现实版段正淳,不仅年老多金,而且温柔缠绵,他老实交代:“女人是我生命原动力,没有女人我就吃不下饭。”比段正淳好的地方是,黄任中更发乎情而止乎礼,有的姑娘只是执手相看,有的姑娘只是陪他聊天,有的才是别的需要。不像段正淳,和每个姑娘都有后代,在阴错阳差中几乎断绝了儿子所有的择偶可能。黄任中更物化妇女,仿佛对待每天的红酒、雪茄烟和靓汤,仿佛面对四季的花开花落。比段正淳惨的地方是,黄任中死时凄凉,不仅没有美人愿意为他死,在他死前,除了一个干女儿小潘潘,甚至没有一个姑娘愿意再多看他一眼。银子不在,仿佛红酒、雪茄烟和靓汤一样的姑娘也就不在了。 

人生在世,左右上下前后都是一辈子。这些过法中,另一个极端是曾国藩。诚心正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条路走到黑。那是个压抑自己一辈子的狠毒家伙,腰间和脑晦中时刻都悬一把小快刀,无论身体上或是意识上邪念一起,都手起刀落,剁掉自己的小鸡鸡。一辈子早就算计好,穷则独善其身,回家耕地读书,达则兼济天下,让大清朝多活好几十年。《曾国藩全集》几百万字,惟一和淫荡沾边的,就是写给那个口叫“大姑”的风尘女子的对联:大抵浮生若梦,姑从此处销魂。 

曾国藩好像只有一张标准照存世,那张照片里,他也是眼神忧郁。和黄任中比,两个人谁更快活?参照两位先人,男人的一生应该如何度过?也许更快活的是我这样,活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的俗人们:只有老婆可摸,自己的鸡鸡绝不自己剁。 

曾国藩忽然热起来,和他有关的书在内地的机场到处可见,鞭策鼓舞匆匆忙忙的各路企业家们以及他们的幕僚。我问我香港的烂仔朋友,为什么香港机场没有曾国藩,只有当前政要、黄色期刊和美女作家?他说,这就对了,香港追求摸得着的眼前的风光和满足。不要指望他们作研发,不要指望他们读曾国藩。一辈子修身养性,荣辱不惊,有行搞错? 

楼下的风景 

一个人,拎着一口箱子和一台手提电脑,初到香港,组织安排周到,有一张床睡觉,有个杯子喝水。香港饮食天下第一,肚安不是问题,出门,往左,四个茶餐厅,往右,四个茶餐厅。但是,心安处才是家,最好能有个姑娘。没有姑娘,最好能有几个朋友,没有朋友,至少能有几个网吧可以联系上革命同志,至少能有几个书店可以买几本书打发忽然多出来的时间吧。 

香港因为是个山,所以想盖楼,除了开山,只能填海。土地来得不容易,所以盖出来的楼都有两个特点,一是又瘦又高,仿佛莫名其妙竖起来的一个一个中指。二是贵,金融风暴之后,楼市大缩水,现在的楼价还是比北京上海高出五倍。和租房的小生意人聊天,最常听见的话是:寒啊,都是为房东打工。房东最常说的话:我才惨,我现在还是负资产。所以一楼旺铺,都是卖女人擦脸油和欧洲小皮裙之类的暴利行当。书店不是在二楼就是在地下室。 

二楼书店里,号称“大哥大”的是港岛洪叶书店。按图索骥,出了铜锣湾地铁口,时代广场星巴克右拐就是。一楼有个入口,巴掌宽,两百斤的胖子,提个包,要拧身而入。楼梯两侧是招贴画,多数是时下畅销书的,还有最近的艺术展览和小剧场预告。快进二楼的地方是《明报》周日的读书专刊,最近的一期是章含之和洪晃的访谈,洪晃一张明晃晃咧嘴而笑的大脸口下了我一跳。 

二楼的铺面也不大,约北京三联书店面积的五分之一,而且低矮,承重梁碰到我的额头。只有一个伙计,看店兼收银。他是个三十多岁的胖子,坐在柜台里,像是劈了一半的葫芦,平的一面冲墙,鼓的一面冲人。他穿了件鸡屎黄佐丹奴短褂儿,二目无光,鼻毛微长。时值周六的下午,店里稀稀拉拉不到十个人,看的多,买的少,萧条。书胡乱摆着,书架上没有门类说明。有一半的书是内地版的,除了书目旧些、少些、选书口味差些,价钱贵30%至100%,和深圳书城卖的没有区别,基本上内地流行什么,香港流行什么。但是,见到了余秋雨,没见到任何一拨美女作家。另一小半是台湾版书,价钱比台北也贵了50%,除了臆想出来的小道政治分析,就是董桥、余光中之类的塑料花、纸花和绢花,就是唾液分泌过多综合症的话痨李敖。惟一撑门面的香港版书是亦舒系列,整整三层书架,真是不能不佩服那些写作习惯比月经还规律还坚持不懈的作家们,确实多产。洪叶书店里,惟一体现“大哥大”风骨的,是店铺尽头摆的四张桌子十几把椅子,免费供逛书店的人歇脚,还没人逼着你必须买饮料。 

在香港最出名的书店,第一次来,一本书也没想买,我郁闷。 

地下书店的代表,也在时代广场。莲卡佛卖擦脸油的地下一层,有很大的一家叫“PAGE ONE”的书店,店门口右手柱手上,是隶书的中文译名:“页一堂”。店挺大,90%是外文书,可能是纸和油墨用的不一样吧,一进去,仿佛到了缩小版的“Barnes&Noble”,满眼的英文告诉我们,洋鬼子在这里盘踞过九十九年,阴魂还浓,在精神领域还有市场。最突出的是画册和国外杂志,都是细分门类,排了小十个架子。画册建筑、设计和时尚居多,本来想找Jessica Rawson等几个恋物癖写的中国古玉研究,没有得逞。杂志就算了,要找的东西,网上基本都有。转了一圈,惟一想买的是一本英文实用书,叫《如何在35岁之后把自己嫁出去——基于我在哈佛商学院的所学所练》,准备送给我一个事业心和排卵一样旺盛的剃寸头的姐姐。但是,考虑到积德、厚道和怕挨抽,最后扔在收款台旁边。 

气急败坏之下,我沿着皇后大道一路向西,走到上环老区,终于在一家叫“新辉”的打折书店,买了三联文库中的两本小书:郁达夫的《一个人在途上》,张中行的《北京的痴梦》,小三十二开,装帧素面清丽。还有台湾人邓淑蒴编的《< 古玉图考>导读》,原书影印,导读配胶版彩图。付款的时候,店员小姐正在读一本孟妮写的《吻我请关灯》,她一边收钱,一边眼睛不离书本。 

我偷偷看了她一眼,心想,一定得关灯。 

香港梦中炒楼花 

如果权衡物欲,衣食住行和美女,除了美女,我最在意房子。 

我对房子的喜爱,也是我老妈的遗传。她是纯种蒙古人,有蒙古名字,会说蒙古话,心脏没搭桥之前,一顿饭,一个人能喝一瓶套马杆酒。我老妈对两种事物的反应总是非常一致:看见长相俊美的动物植物,总是说,拿回家炖炖吃了。看见风景清幽的山山水水,总是说,占一块地方盖个房子。记忆中每次他们单位分房子,我老妈都奋勇争先。1976年地震,政府鼓励民众自发建地震棚子,我老妈盖了三个,方圆五里,规模最大结构最精巧。后来政府勒令拆除,我老妈就是不从,双腿叉开,左手叉腰,右手把持一把九齿钉耙,矗立在以三个地震棚子为顶点的三角形中心,看哪个不知死的敢动。 

当我老妈知道我在香港租房,立即电告;看看能不能买,租房便宜了房东,买房能留给子孙。股票是套人 

钱的,现金存银行,银行也能倒闭,真缺钱的时候,古董论斤卖都可能卖不出去,还是房子好,留给子孙收租金。我老妈没学过金融,不懂投资组合管理和流动性分析,但是分析得都在点上。 

我到香港最初几天,简单概括,就是香港不适合人类居住。太挤。一街一街的人,挤到东挤到西,我站在有空调的房间里看,都会不自主地出汗。但是,呆长了,就像在飞机上呆长了一样,渐渐适应,渐渐体会出一些好处。从居住和生活来看,香港是个好地方。 

好处之一,紧凑。在香港岛上,随便挑个地方,出门走路十分钟之内,吃喝嫖赌抽,洗衣取钱买报纸交电话费、宽带费都能办了,而且还有两个以上的选择。北京的皇气王道造成居住的不便,长安街有五十多米宽,即使是横穿马路到对面买个酱油,走路十分钟也不够。 

好处之二,丰富。从上环到中环到湾仔,走路不到半个小时,你要吃哪国的东西,都能找到地道的馆子,日本串烧南蛮亭,川菜满江红,还有名字我不认得的黎巴嫩菜馆和摩洛哥菜馆。你要看哪国的书刊杂志,基本都能买到,中环的两个三联书店不比北京和上海的小,PAGE ONE有当期的What Hi-Fi,大业文物书店里,因为有台湾、香港本地以及海外的出版物,文物书的种类比北京文物书店以及琉璃厂海王邮邃雅斋还多得多。湾仔电脑城和时代广场的电脑、PDA和音响器材,新货上架飞快。日本货上市比日本当地晚不过一个月,但是会比美国市场早三个月,美国货上市比美国当地晚不过一个月,但是会比日本市场早三个月。如果想暂时离开闹市,走路十五分钟,就可以爬太平山。山保护得很好,之于香港就好像中央公园之于纽约。反方向走路十分钟,就是海,晦边有干净的椅子,基本上没有摆摊看手相的假和尚,摆摊套圈射击的三轮车,摆摊卖发光塑料手镯的小姑娘。 

好处之三,成熟。总体印象,这是个诚实而有效率的城市,从政府到小民,做事的出发点都是与人方便与己方便。地方脏了,有人打扫,流程不顺,政府调整。上海和北京即使在硬件上能在十年内赶上,我不指望,软件上能在我活着的时候赶上。香港市民们不崇尚文化和思想,崇尚实用知识和技术技能,头脑简单地挣钱,头脑简单地休息,像佛经里说的,饿了吃,困了睡,激素水平高了去深圳。市民们把人类简单地分为两类,有钱的和没钱的。他们衷心地给所有他们认为有钱的人最为友善的态度。出于职业训练,他们也尽量给他们认为没有钱的人尽量友善的态度。香港人比上海人简单。上海人把人类分为四类,外国白人,外国有色人,上海人,和外地人。外地人再有钱,他们都有种不给好脸色。多数城市的人,没有上海人复杂,比如北京人也只把人类分成两类:牛逼和傻逼。再比如韩国人也只把人类分成两类:男人和女人。 

东西虽好,还要看价钱。香港地方不错,但是楼价吓人。即使现在的楼价已经普遍比最高点跌了一半,类似的地段比较类似的地段,香港的楼价还是高出北京、上海五到八倍。 

认识一个在某大投资银行做地产行业分析的大姐大,剃着刘胡兰式的齐耳短发,戴着瞿秋白式的黑边眼镜,香港本地人,连续几年被评为地产分析的第一人,在香港十多年,一尺房子都没买。认识她的人说,如果她今天在香港买了房子,第二天香港的楼市就会涨百分之十。我问她,从长远看,比如十年,香港和北京上海的房地产合理差价应该是多少。我没作计算,随便掂量一下香港的好处,我的心理预期答案是二到三倍。大姐大想也不想:“如果说十年,至多百分之五十,不应该再多了。”“现在的差价是五到八倍啊!”大姐大想也不想:“北京上晦会慢慢涨,香港会跌很多。” 

我打电话给老妈,敌人火力太猛,香港楼价太高,强攻有风险,不如先去欧洲看看,比如匈牙利,成吉思汗最强盛的时候,匈牙利也是蒙古人的地盘,可以盖蒙古包和地震棚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