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李晓梅

    十七大提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进行法治建设需要法学理论的贡献。法学理论的形成一靠实践，二靠归纳，实践出理论，理论再反过来指导实践，实践再进一步检验、完善理论，这个过程需要一大批人的摸索和探求，这恐怕就是法学理论工作者或者“法学家”存在的价值。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需要一大批法学理论工作者。他们应该具备两个特质，一个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毕竟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一个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只有具备这样特质的法学理论家，才有资格、有能力承担时代赋予的重任。

    然而，长期以来，一谈到司法体制改革，“学家贤达”们的脑海里立马涌现西方司法界“众神”的牌位。法学界的主流言论平台上，西风劲吹，唯洋是举。西风，就是唯西方法学的马首是瞻；唯洋，就是西方法学或者美国有什么框框，就囫囵吞枣往中国的司法改革上套。

    任何科学体系，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都需要也必然要借鉴人类共同的发现和积累成果。中国共产党确定的共产主义的终极目标，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把产生于西方的共产主义思想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建立有中国特色的革命理论体系的一个过程。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没有照搬俄国革命的经验，但最终获得了成功。道理很简单——固然植物对土质具有改进作用，但一株植物首先要扎根土壤，适应土壤，然后通过包括自己在内无数植物长期的、渐进的、持之以恒的努力甚至牺牲才可获得生存环境的彻底改善。

同样，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照搬照抄也是不行的。首先，没有哪一个已经所谓“崛起”了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国情与中国类似。人口规模、风俗习惯、历史积淀、文化氛围、经济基础等等千差万别，无视这个现实就要步入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的误区。其次，最重要的一个根本区别，还在于中国人民经过近代一百余年的深重灾难后，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高举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进行的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这是同西方法律在经济基础和价值追求上泾渭分明的差异。

    窃以为，中国的法学研究应该从中国的国情、社情、民情出发，以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为依据，借鉴西方法学理论中有益的成分，产生具有自己特色的法学体系和法学人才。在这方面，我们曾经拥有成功的探索和经验，比如马锡武审判方式，比如调解的东方经验，比如缓刑和死缓制度的设立等。

    那种幻想依靠法律移植就能一蹴而就建成民主法治的观点，浮燥多余审慎，激进多于理性，务虚不求实、开方不管效。仰或本身难脱窠臼，缺乏创新意识，又不肯进行脚踏实地进行实际考察和周密论证，只好贩买贩卖，天真地以为随着制度的强制推行就能为人们自觉遵循，就能实现法治理想，不仅是丧失群众基础的官本位意识在法学领域的变种，也是违背科学规律的自戕之举。这种坐享其成、不辨良莠的拿来主义无益于法治进程，反而会增添诸多不和谐的因素。近年来司法领域所遭受的各种质疑甚至抨击，足以证明移植主义的彻底破产。

    因此，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学体系，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需要发扬创新和求真务实的精神，需要植根群众、学风扎实的知识分子，而不能推崇脱离群众、脱离国情、脱离社会、好高骛远的空想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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